9月18日我从法国返回沈阳，众兄弟来接机配资财经网，回家放下行李，就直接到饭店，这半个多月欧洲生活不差酒，但是饭菜可就委屈多了，回到东北才知家的美味，最直接的是可口的中餐啊！
然而我在饭桌上竟然睡着了，接连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折腾，我已经累的不行、困的不行，接下来我还有事情要做，要倒时差，要洗洗衣服，第二天一早我还要赶往上海，参加红旗20相机问世55周年的纪念活动。
说到这次活动，我在6月14日就接到了马总的通知，让我约上北京的东新利，9月20日到上海参加红旗相机纪念研讨会，而那时我正痛苦着，就在三天前，我在德国科隆的希尔顿酒店前台，把相机包丢了，里面就有我的红旗相机50毫米标头。
我这次到欧洲探访相机收藏文化，特意带上这枚非常喜欢的红旗50镜头（号码770059），希望拍一些人文照片，让它发挥“最后的预热”，等回国就把它和整套的红旗相机“封存”收藏，不再拿出来拍摄。
我自从去年拥有了红旗相机，这枚标头几乎一直带在身边拍摄，走了十几个省市，除了转接数码拍摄，也拍摄好几个胶卷，我是非常喜欢这只镜头，一度成了拍人像的挂机头。
然而不想，在希尔顿这个名牌酒店遇到了盗贼，仅用我不到一分钟的疏忽，瞬间将摄影包席卷而去。我是满满的一包相机和镜头，被连窝端，损失了十几万。
展开剩余86%那几天别提多郁闷，然而痛苦归痛苦，我还是答应了赴上海，毕竟还有机身和35与90 镜头，而这种活动也是机会难得，怎能错过。我同时也告诉了拥有红旗相机北京东新利、大连孙永江、绍兴罗国庆，相约上海一聚。
9月19日一早赶往机场，最后落地上海浦东，然后是一顿的神走，机场大对于城市是体面，但对于旅客是痛苦，特别是对于疲惫的旅客，是煎熬啊，走了不知多远，又是转乘机场内地铁终于出机场，又赶往2号线。好在始发站有座位，我可以暂且喘息了，一个多小时后下地铁，扫了一辆共享单车，奔赴马总的“海鸥之家”，这也是几年来我在上海的临时的家。
马总和本次红旗相机纪念活动的承办人之一张国樑先生已经等在楼下大厅，寒暄几句我们上楼，但是踏入“海鸥之家”的那一瞬间，我还是心里有种空荡荡的感觉。
整个展室都搬空了，原来这里拥挤着上千件的相机和镜头，以及各种海鸥相机附件、资料，可以说是中国相机文化的半壁江山，而今都不见了，甚至墙上挂的上海照相机厂老照片也摘除了，除了沙发与桌椅，都搬空了。
马总把他用十几年心血打造的“海鸥之家”全部无偿的捐献给了上海档案馆。
上海是中国相机研发与生产的主力军，生产的相机和摄影器材不仅品种繁多，也在总量上占全国的国内一大半，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马正康先生用十几年时间搜集上海产的照相机，筹建相机博物馆，出版《海鸥大观》，最后把全部藏品捐献给了上海人民。
而我自2020年起，无数次到过这里，后来甚至住在这里，在2022年疫情中我就还被封控在这里7天，与这些相机、镜头相伴无数的日夜，已经有了记忆和情感，而今看不到了相机，虽然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心里空落落的，无法适应。
但情绪很快就被北京来的收藏家们所替代，这次上海活动，我除了东新利还约请了北京沈铭、路万江、胡浩和李仲参加，都是老朋友，见面自然热络。而不久，来自日本的岛田健（陆田三郎）先生也到了。
岛田先生也算老熟人，他曾经作为记者早年驻扎北京，这期间喜欢上了中国相机，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先后出版了《中国相机故事》和《红旗271》两本书。特别是《红旗271》是用日文和繁体汉字一起出版的（台湾），这本书也成为红旗相机研究的“尊者”。他的到来，让这次活动有了不同意义，也有了国际性质，关注红旗相机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相机爱好者啊。
岛田的到来，让大家很高兴，因为他这些年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相机，同很多国产相机收藏家是好朋友，特别是他出版的两本中国相机书籍，这不仅是外国人少有，就是中国人也没有超过他的。大家早对他充满了尊敬与期待，同他合影，请他在书中签字。
我因为没有及时回家，无法带书出来，不仅他的两种（三本）书我都有，而第一本书上还有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在五棵松遇见他时，他拍的一张照片，我如果求签字，就签在照片上多好。
接下来，我们赶往上海大收藏家施健先生的相机馆参观。
这里有个小插曲，这次参观是我和施健前段时间商定的，当时我在科隆参加一场老相机拍卖，施健先生看我在现场，就打电话过来聊了几句，他听说我要去参加上海的红旗相机研讨会，就约我和外地的相机收藏家到他的收藏馆参观，而当时他在加拿大，他说暂时回不去，就委托顾健老师接待。
施健先生主要收藏名牌相机，其中徕卡、罗莱、福伦达、蔡司、爱克山泰以及阿尔帕相机，几乎是完整收集，甚至不乏一些罕见的试制品，书中都没有。我把施先生的相机称为“教科书”般的收藏。这让来自北京和外地收藏家啧啧称赞，就连岛田先生，也非常佩服，说这种规模，在日本，也是凤毛麟角。
晚上施健先生设宴款待外地收藏家，他虽然没有到场，但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热情与魅力，把酒言欢，相机收藏让大家走到一起，却成为同好和挚友，说不完的话题，不知不觉，酒也都到量了。
9月20日，红旗相机55年纪念活动开始，地点是上海中山南路“丽音音响”广场举办。我赶到时，大部分与会者已经到达，当然了，大部分人也都是多年熟悉的朋友。
大家把带来的红旗相机拿出来，交给主办者，都摆放大一个柜子里，而我在递交相机时，还是鼻子有些酸涩。去年6月，我在上海和李东晨接待一位外地藏友，他把家里收藏多年的两台红旗卖给我们，我们欣喜的也拥有了红旗，而今我带着红旗再次返回上海，却丢失了 标头，只剩下一机两镜了，内心真的惭愧，我觉得对不起上海了。
这一天来自全国十个省市和日本岛田先生带来了共计17台（套）红旗相机，这也是中国相机收藏史上，第一有这么多的红旗“返场”或“回娘家”上海，到场的人都很激动。
我见到了祖忠人老师，四年前，我在东北帮他买到了一套红旗20相机，并背到上海给他，他非常激动，说“红旗相机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上海人的骄傲”，拥有一套红旗是他几十年的梦想，而今终于梦想成真，他说多希望有一天，众多的红旗能回娘家，欢聚一堂，共享上海的美好今天，也让国产相机来一次高光时刻。
而今，这一愿望真的实现了！
红旗逐一摆放好，大家欢腾，围着各种拍照，而接下来的红旗相机研讨才让人激动和出乎意料。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发言是上海华侨收藏协会会长王震，他从官方的材料角度讲解了红旗相机的立项、研发以及最后的相机成本以及销售价格。
王震用大量的时间去图书馆和档案馆查找官方原始文件，然后抄录了大量的笔记，并作整理与归纳，纵横两条线的将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得出能够说服人的理性结论，做了一场红旗相机官方史料收集、整理，归纳研究报告，用翔实的“正史”资料，揭开很多谜团，也纠正了江湖上，甚至很多“野文”的不实之说，非常精彩，也受益匪浅。
关于这次王震会长的演讲，我会另写一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谈谈红旗相机研发和成本及销售价格。他非常支持我，给了我他的演讲课件。
另外来自日本的岛田先生（陆田三郎）也讲述了他拥有红旗和写出《红旗271》一书的体会和过程。他说参加这次活动最大的收益是了解了以前没有的资料，特别是这些首次被披露的官方资料，也让他吃惊，觉得要重新写一本红旗相机书了。
这次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可以说史上“最短命”的老相机展，仅两个小时就结束，但展品的价值不菲，而这场展示规模索然很小，但是价值最高的一次中国相机展，它的影响非常大。
红旗20相机是文革期间的一项具有政治任务工业产品，由于加工工艺、材料和成本所限，仅生产了271台，是我国最珍稀的相机之一，也是国产相机的制造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今持有红旗相机，更是国产相机收藏者的梦和终极目标。
参加活动的各地相机藏家也是非常激动配资财经网，这也是他们拥有红旗相机以来的最高光时刻，大家欢欣鼓舞，也感叹下一次再聚，不知何时，也不知还有没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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